“路只有自己走才会越走越宽广”
在子女眼中，谷文昌严厉，甚至有些“不近人情”，5个子女在工作、生活上没有得到过他任何“特殊照顾”，甚至政策允许的事，他也不为子女“争取”。
1976年，次子谷豫东高中毕业，最大的愿望是到工厂当一名工人，当时谷文昌夫妇已经是花甲之年，子女都不在身边，按照政策可以留一个子女在身边工作。谷豫东向谷文昌提出留在父母身边，谷文昌沉默许久，还是劝他下乡。谷文昌说：“我是领导干部，不能向组织开口给自己孩子安排工作，不然以后工作怎么做呢？”谷豫东接着又提出要去东山，谷文昌一口回绝：“你去东山，当地很多人知道你是我的孩子，会对你特殊照顾，这不行。”
最终，谷豫东被分配到南靖山区一个林场，他说：“临行前一天，父亲早早回到了家里，帮我整理行李，忙活了一晚上。第二天告别时，他取出前几天拍的一张全家福照片塞在我手里。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，把对子女的温情深藏在心里，但绝不会利用手中的权力帮家人谋私。”
类似的情况在谷家早已不是第一次。1964年，谷文昌调离东山前往省林业厅前夕，有关部门提出将谷文昌的女儿谷哲慧转为正式干部，随父亲调省城工作。谷文昌拦住了：“组织上调的是我，不是我女儿，调她干什么。”于是谷哲慧一个人留在东山锻炼，直到1972年，才从临时工转为正式工，工龄从1972年算起。谷文昌去世后，谷哲慧才转为国家干部。
谷文昌夫妇与大女儿谷哲慧、大儿子谷豫闵的合影
遇到工作调动、个人待遇提升等关口，亲属子女也曾向谷文昌求助，却都无一例外地碰壁。在谷文昌看来，孩子们要靠自己的本事吃饭，不能靠关系向组织提要求、要待遇。
上世纪50年代，谷文昌妻子的侄女史水仙在东山县木器社当搬运工。她请求姑父帮她调换工种，谷文昌教育侄女说：“姑父是一县之主，不能帮亲戚搞特殊化。我们反对‘走后门’，而自己又搞这一套，怎么去说服人家呢？”就这样，谷文昌委婉拒绝了侄女。后来，史水仙嫁给了一位驻军团部的参谋。新房只有10平方米左右，地板又十分潮湿。她向谷文昌诉苦，想调换一间稍大一些的住房。“你们还年轻，要好好工作，别忙着讲享受。”谷文昌一句话又把她给顶了回去。
“路只有自己走才会越走越宽广”，这是谷文昌在南靖与谷豫东分别时的嘱咐。当时听来或许难以领略其中的全部内涵，但经历了人生的坎坷、自己也成为一位父亲后，谷豫东才懂得了其中的意味深长。几十年过去了，谷家后人始终将这句话牢记心头。他们说，“父亲用一言一行教会我们做人的准则，踏实做人、干净做事，不追逐名利，不享受特权，父亲留下的家风，使我们永远受益。”
“这是公家的车，你们没有权利使用！”
谷文昌的大多数时间都在基层工作。起初，他不会骑自行车，下乡不是走路就是让通讯员用单车载。时间一长，他感到工作十分不便，萌生了学骑车的念头。当时他已经40多岁，身体又不好，一些同志怕他年纪大了，骑车有危险，劝他不要学。但随着治理风沙工作的深入开展，他越觉得不学骑车工作就会受影响。
于是，1957年夏天，由通讯员朱振凤和朱财茂担任教练，利用上班前和晚饭后的时间，在县委会门口的广场上，开始学起骑车。由于年纪大，手脚配合不协调，一开始常常摔倒，他一次次摔下去，一次次爬起来，一声不吭。就这样，经过苦学，终于学会了。谷文昌非常高兴，用他自己的话说，“我又多了一条腿”。“多了一条腿”后，谷文昌下基层更勤了。东山的山山水水，留下他坚实的足迹，地头田间，闪动着他辛苦的身影。在田头，与农民一起席地而坐谈生产，在村舍，与社员一道卷着土烟拉家常，全县400多位生产队长，他几乎都能叫出名字来。而这一切，有一半功劳得归功于这辆“书记专车”。
对于自己的“专车”，谷文昌十分爱惜，一回家就上锁，一有空就上油、擦拭。有一天，因工作忙，忘记上锁，被孩子拉出去学，他回家一发现就教育孩子：“谁叫你们用车子？这是公家的车，你们没有权利使用！”大女儿谷哲慧顶了一句：“不就一辆破车吗，有什么了不起！”听了这话，无疑是火上浇油，谷文昌狠狠地训了女儿一顿，女儿哭了。平静下来后，谷文昌安慰女儿说：“爸爸刚才态度不好，可是已经对你们讲过多少次了，公家的车不能占用。你们要想学车，等爸爸有钱了，给你们买一部嘛。”谷文昌的这个承诺一直没有兑现，没给孩子买过一辆单车。
这辆“书记专车”陪伴着谷文昌度过了一个个日日夜夜，走过一次次风风雨雨。他说：“单车用起来方便，和群众容易搭话。”1981年，谷文昌与世长辞，遵照他的遗嘱，家人把他使用的单车，还有家里的电话等，一并上交国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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